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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碑刻
 
东汉碑刻的研究以及文化
伴随着强大的秦王朝统治的覆灭,强权和文化专制已经逐步走向凋零。秦代的书法史在此时所呈现的复线形态已渐显活力,秦末和西汉年间,隶书已经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和交往中的重要字体。尽管这与我们一般意义上的标准汉隶还存在着一些差异,但这种过渡时期的书体取向,已经在深层中昭示着东汉隶书的成熟。到东汉初年,篆书和秦隶的字影渐渐消退,终于被发展已久的汉代隶书所取代。不论从形制上,还是从字体本身的书写便捷和规范程度上,就如同秦朝一样,再也没有办法与汉相抗衡。然而,作为古文系统中的大军,篆书无论如何也不情愿就这样无奈的消退,可是汉隶代篆的局势已是历史的必然,此时的篆书只能静静的等待、期盼着机率极小的重生。
汉代是一个气势恢弘的时代,亦是一个在书法上有大发展、大自觉的时代。碑刻的风气大概形成于东汉中后期的桓帝和灵帝时代,这应该是一个隶书有大发展、篆书有重生机会的最好时期,在汉代统治者和庶民大兴碑刻的时候,士人给了他们一个“汉碑时代”的称誉。碑书是庄严的、整饬的,与隶书相比,这正是篆书的优势所在。于是,在汉碑时代的一开始,小篆就再一次登上了自己表演的舞台,不过这一次没有像秦篆时代那样给人以震慑,其表演是如此的缺乏生气和活力,以致于使重生的机会再一次破灭。从考古发现来看,从东汉至三国,属篆书系统的碑刻微乎其微,除了《祀三公山碑》、《开母庙石阙铭》、《嵩山少室石阙铭》、《嵩山太室石阙铭》和《袁安》、《袁敞》几件碑刻外,其余几乎全部为隶书文字统摄。不过,在大势已去的汉隶语境下,篆书最终却没有消亡,而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或保持原貌,或俯首与隶书相姻,顽强的保存了下来。即使是后来的三国两晋南北朝,直至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篆书都没有断代,这对于研究篆书文字、书法和其流变来讲,不得不值得高兴。我想在我们缅怀篆书的时候,如若它在天有灵,一定会感激汉人许慎,因为许慎的《说文解字》在彼时,就像一位懂事的儿女,以最诚挚的无声之言,宽慰着这位年迈的母亲,在我国的古文字研究和秦汉书法史研究中起着无法估量的历史作用。
碑额中,著名的有许多,不下数十种,而我这里则主要选择其中最具代表的九种,一方面对他们进行风格形态上的归纳,另一方面则从实践临习的体验中谈谈感悟。
在茫茫的汉碑篆额中,我选择了《少室石阙铭》、《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铭额》、《孔宙碑额》、《鲜于璜碑额》、《西岳华山庙碑额》、《西狭颂碑额》、《韩仁铭碑额》、《尹宙碑额》和《张迁碑额》九种,首先从材料学上对他们作一些考察。
《少室石阙铭》公元123年3月刻,在河南省登封县,铭文凡22行,一行4字,有额两行6字,其文曰:“少室神道之阙”。
《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铭额》立于143年8月,又称《景君碑额》,碑在山东济宁,碑阳17行,行23字,碑阴4列,除第四列为2行外,其余各列为18行,末有纪文二长行,行42字。额文两行12字,其文曰:“汉故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铭”。
《孔宙碑额》全称《汉泰山都尉孔宙碑》,东汉桓帝延熹7年(164年)7月立,碑在山东曲阜孔庙。碑阳15行,行28字,额两行10字,碑额文曰:“有汉泰山都尉孔君之碑”。
《鲜于璜碑额》东汉桓帝延熹8年(165年)11月立,全称《汉雁门太守鲜于璜碑》,1972年5月于天津武清县高村出土。碑呈圭形,高242厘米,宽83厘米,碑阳16行,行35字,有界格。碑阴15行,行25字,有界格,共827字。现存天津市历史博物馆,额文2行10字,其文曰:“汉故雁门太守鲜于君碑”。
《西岳华山庙碑额》东汉桓帝延熹8年(165年)4月立,碑原在陕西华阴县西岳庙中,明嘉靖34年(1555年)毁于地震,22行,行38字。额文2行6字,其文曰:“西岳华山庙碑”。碑末有“郭香察书”字样。
《西狭颂碑额》全称《汉武都太守汉阳河阳李翕西狭颂》,亦称《惠安西表》。汉建宁4年(171年)6月13日刻,摩崖书。碑额只有“惠安西表”四字。
《韩仁铭碑额》全称《汉循吏故闻□长韩仁铭》,东汉熹平4年(175年)11月刻。金正大5年(1228年)为□阳令李辅之发现。清康熙年间一度亡失,再发现后移至□阳县暑,今在□阳一中学内,石右下角毁损。凡8行,行19字,篆额书2行10字,其文曰:“汉循吏故闻□长韩仁铭”。
《尹宙碑额》全称《汉豫州从事尹宙碑》,东汉熹平6年4月立。元皇庆元年(1312年)河南鄢县达鲁花赤阿八赤修孔子庙时在洧川(今长葛县)发现此碑,移置鄢陵孔庙,未久即没土中。至明万历年间石又复出,遂重置于孔庙中。15行,行27字。额原有篆书“汉豫州从事尹公铭”8字,出土时仅存“从”、“铭”2字。
《张迁碑额》全称《汉故毂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即《张迁碑》。东汉中平3年(186年)2月立。碑在山东泰安岱庙。篆额12字,其文曰:“汉故毂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此篆额为东汉碑刻中篆额风格最突出者。
以上是九种著名汉刻篆额的具体情况。此九种篆额除《鲜于璜碑额》以阳刻为之外,其余均为阴刻,风格各异,是汉代篆书中不可多得的佳构。这九种篆额各有各的特点,有的锋锐流利、有的盘回曲折、有的体态婀娜、有的刚柔相济、有的笔画瘦劲,从书法形态学上,我们似可将它们分为五类。
第一类为有着较为规范的小篆结构和书写性较强的一类,例如《孔宙碑额》、《西岳华山庙碑额》、《西狭颂碑额》和《尹宙碑额》。在这四个篆额作品中,我们可以将古书论中记载的汉代书家作篆的笔法与其形态相印证。《孔宙碑额》和《西岳华山庙碑额》能充分表现出毛笔的柔性,将原本单一的小篆笔法刻得有轻重提按变化,使其字势委婉而华美,姿态丰满。尤其是《孔宙碑额》中笔画的收笔,显得非常含润,蓄势紧收、含而不露,此正所谓开“垂露法”之先声。《尹宙碑额》虽仅存两个篆字,但其战士给我们的却是一种全新的篆书体势和笔势。结体上紧下松、上敛下舒,垂笔中实而无一虚笔,收笔处以尖锋出之,
 
更有飘逸清峻之气。《西狭颂碑额》虽然也只有“惠安西表”四字,但气象古穆,线条圆润丰富,体态开张、结构宽博。在临习的时候,我们所要把握的重点,应该就是这种宽博之势与大胆之笔。另外,在这四种篆额中,《西岳华山庙碑额》是最具有秦篆刻石遗韵的,书刻者那种对线条的把握不得不令我叹服,每次看到那自然灵动、富于流动的线条,就会令我的心为之一动。
第二类是以《景君碑额》和《韩仁铭碑额》为代表的,这一类篆额的文字在体态上均较为方正。《景君碑额》笔画流畅随意,但有单薄草率之嫌。相比之下《韩仁铭碑额》则要精到得多,用笔舒展流便,转折以方笔为主,化圆转为方折。结构寓生动于沉稳,显得非常典雅,当属汉篆书法中的上乘之作。临习的时候要注意中侧锋的把握,下垂笔画有如垂露,体态婀娜、柔中有刚,要努力体会其圆畅的笔势。
第三类作品是《鲜于璜碑额》,它是一通个性非常强烈的书法作品,字形大小一样,且均为方快状,排列得非常整齐。结体匀称而横平竖直,不过尽管其挺劲匀称,但丝毫不影响其风神。因为在静穆的外形中,我们可以深切感知到其方切而平直的线条给我们带来的运动感。
第四种类型是《少室石阙铭》,这是一件被书学者视为大家手笔的作品。论结构,修长而布局匀称;论线条,瘦挺刚劲却不死板,因势生出一些屈曲的弧形笔画,如“室”的两竖、“阙”的两竖。这不是一种平常的阳刚之力,而是一种弹力,一种张力。这种弹力、张力均带给我们一种震慑感,甚至有人说它从风神和个性表达上已远远超过了《泰山》、《琅琊》诸秦篆刻石。起先我不以为然,而当我看到以后,才感到这样的赞誉是不为过的。
最后一种类型当是《张迁碑额》,慝的确是一个特例,其笔法在乎篆隶之间。其屈曲回旋的结构方式和小篆的基本用笔,与初具隶法的偏旁相结合,实属匠心独运。在章法上字与字之间相接得十分紧密,有很强的装饰性。在曲折的线条中,仿佛有一股无形之力在起着作用,让这12个字显示出很强的力感。这种张力与《少室石阙铭》相比,是具有着非常强烈的外向性格的。临习的时候,我非常重视它的扁形结构,线条在向两边伸展。与体态舒展的标准小篆相比,《张迁碑额》可以说是把篆书的体势引向了另一个极端。笔势起伏屈伸,结体茂密诡奇、变幻莫测,在我国书法史,尤其是秦汉书法史上,具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堪称一代杰作。
这便是我们对汉代篆额篆书这一特殊形制所给予的认识,尽管它只是汉代篆书中的一部分,尽管它无法与汉隶大军相比照,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夹缝中,让我们看到了古代篆书顽强的生命力。在对汉篆文字的考察中,如果我们还要有个总结的话,那么我先它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阐释。第一,与秦篆的舒展相比,汉篆体势趋于方正甚至扁狭(如《张迁碑额》)的例子很多,这显然与汉篆所处的以汉隶作为时代主流的社会整体文化环境有关,或者我们可以理解为,汉篆的这种体变是汉隶直接施之于其上的外加影响。第二,与秦篆注重文字的形态相比,汉篆则开始了装饰化和美术化,而且这种因素,在东汉后期有明显的加强,这与秦篆表达的初衷是有区别的。第三则是汉篆较之与秦篆的自由度较大。无论是用笔、体势,还是文字作品所能体现出的整体风格,都呈现出丰富多采的格局。我想,一种无欲走向消亡的篆书,能在这样的夹缝中,置之死地而后生,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它的包容性格、适应能力和顽强发展的艺术精神,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都值得我们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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