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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碑刻
 
碑刻的文化价值
碑刻的文化价值主要体现为其史料价值和书法价值。在中国,碑刻很早已有记载。《礼记·檀弓》曰:“公室视丰碑,三家视桓楹。”不同碑刻又有不同称谓,《后汉书·窦宪传》注曰:“方者谓之碑,圆者谓之碣。”据说仅泰山有存碑刻石两千五百余处,而且多是名家精品。
 
刻石记功是中国的一个古老传统,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里不止一次提到秦始皇刻石记功,那时只称“刻石”,不叫“碑刻”(《礼记·檀弓》注)。汉字发展史上重要的秦小篆正是通过秦代刻石得以保存流传的。真正的碑刻也可以说始创于秦代,就如甲骨起于夏朝,金文盛于商周。
 
立碑记功之风在汉朝十分盛行。汉代的碑刻著名的有《祝其卿坟坛刻石》、《群臣上寿刻石》、《霍去病墓刻石》等,既有篆书又有隶书,也有的是从篆书到隶书的过渡阶段,是研究我国汉字字体演变的重要资料。
 
到了东汉,刻碑立传之风盛行,其艺术成就之高、存碑之多也属空前。欧阳修说:“至后汉以后,始有碑文,欲求前汉时碑碣,卒不可得。”这时大多数碑刻不再用篆书,而汉隶的发展也已炉火纯青。
 
据说东汉隶书碑刻中,可见于文献记录者有三百余种,保存至今者有一百七十余种,为后世保留了重要的书法资源。作为中国书法史上最副盛名者,王羲之的很多书法作品如《圣教序》、《临钟繇书还示帖》、《金刚经碑》等,也是通过碑刻得以保留的。唐朝是书法的全盛时期,著名书法家颜真卿的《多宝塔碑》、《颜勤礼碑》、《颜家庙碑》,柳公权的《玄秘塔碑》、《神策军碑》、《金刚经刻石》等,被后世视为书法珍宝。特别是柳公权,几乎所有著名作品都是碑刻。但自宋起,碑刻在书法艺术方面的造诣水平渐渐落后了,此后出现的众多碑刻,其书法研究价值比起之前也有了很大的减弱,而清朝学者王昶编辑的《金石萃编》也是截载于辽金时期。
 
在史学上,能作为史料的文献除了纸质书籍,还有碑刻。
 
限于印刷技术和发行条件,中国古代很多罕有而珍贵的典籍文献往往只能通过手头传抄或默诵的方式来保存,不少保留至今的文献都是孤本,经过长期传抄翻印又往往出现错漏。而散佚文献经后人辑录又往往残缺不全、真假莫辨。这时,作为第一手材料的碑刻铭文就显得相当重要了。如西安的碑林保存的唐文宗开成二年刻写的十二部经书共六十余万字,是现今保存最完整的一部石刻经书,是当时读书人的必读书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是研究古罗马基督教在中国传播情况的重要史料;《汉曹全碑》则详细记录了东汉末年黄巾军起义很多不见于史书的情况。这些史料以碑刻的形式,从唐朝至今保存了九百多年。
 
除了著名的碑刻作品外,很多名不见经传的石刻也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如某些地方古代的地方志就刻写在石碑上,其碑文对研究此地历史情况和全国州县划分有着重要意义。又如墓志,保留了历史人物生前时代背景与个人的重要资料,补充了史书的记载。作为一种独特的史料,碑刻的优点就在于其展现了史书遗漏的大量史实细节,并安全长期地保存下来。
 
由于其在历史学、文字学与书法研究方面的重要价值,碑刻自古就引起了学者们的研究。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诚、李清照夫妇的《金石录》,顾炎武的《金石文字记》、王昶的《金石萃编》、陆增祥的《八琼室金石补正》等,都是重要的碑刻研究著作。
 
回顾碑刻的历史,从帝王将相的刻碑记功,到名门望族的庙碑家训;从文人骚客的石刻翰墨,再到市井草民的贞节牌坊,中国人对碑刻文化几千年来都有着浓厚的热情。中国碑刻文化的繁荣恰恰表现出这个民族对自身发展中一系列人文主题的强烈眷恋。当这种眷恋心态需要具体的文化符号来作为载体时,便催生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碑刻。
 
碑刻,正如它承载着的文化内涵,是我国历史文明的见证。碑刻文化,也正如最初被雕琢的那块石头,永远属于这个民族、这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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