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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化研究
 
道教传播与少数民族贵族对汉文化的影响
宗教文化的认同对于一个多民族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发挥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没有民族之间宗教文化的认同,就不能形成稳定的民族统一体。中国之所以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与中国各民族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宗教文化的认同是分不开的。本文通过分析道教对拓跋贵族、女真贵族和蒙古贵族的影响,阐明这一历史过程,有助于民族宗教问题的研究。
 
  一、道教对北魏拓跋贵族的影响
 
  北魏拓跋氏是以少数民族的身份入主中原的,其统治者本来对神仙方术颇有兴趣。据《册府元龟》卷五十三载:“后魏道武帝(拓跋珪)好黄老之言,诵咏不倦,数召诸王及朝臣亲为说之。”《魏书·释老志》亦载:“太祖(道武帝)好老子之言,诵咏不倦。天兴(398-403)中,仪曹郎董谧因献《服食仙经》数十篇,于是置仙人博士,立仙坊,煮炼百药,封西山以供其薪蒸。令死罪者试服之,非其本心,多死无验。太祖犹将修焉。太医周儋苦其煎采之役,欲废其事。乃阴令妻货仙人博士张曜妾,得曜隐罪。曜惧死,因请辟谷。太祖许之,给曜资用,为造静堂于苑中,给洒扫民二家,而炼药之官,仍为不息。”魏道武帝拓跋珪热衷于煮炼丹药,服食求长生,终为药所误。他的儿子明元帝拓跋嗣亦步其后尘,死于丹药中毒。
 
  有了服食丹药中毒的教训,加之统治阶级对当时民间利用道教为乱的防范心理,继明帝之位的太武帝拓跋焘对“早好仙道,有绝俗之心,少修张鲁之术”[1]的寇谦之的游说并不热心。始光(424-428)初,寇谦之到魏都平城,“奉其书而献之,世祖乃令谦之止于张曜之所,供其食物。时朝野闻之,若存若亡,未全信也。”有恢复汉人统治图谋的左光禄大夫崔浩“独异其言,因师事之,受其法术。于是上疏,赞明其事曰:‘臣闻圣王受命,则有大应。而《河图》、《洛书》,皆寄言于虫兽之文。未若今日人神接对,手笔粲然,辞旨深妙,自古无比。昔汉高虽复英圣,四皓犹或耻之,不为屈节。今清德隐仙,不召自至。斯诚陛下侔踪轩黄,应天之符也。岂可以世俗常谈,而忽上灵之命。臣窃惧之。”经崔浩的点拨,太武帝才开了窍,何不在政治上对道教的神学信仰加以利用,给自己入主中原披上神灵意志使然的外衣?这样做既可麻痹汉族人民的反胡情绪,又可改造作乱犯上的民间道教。因而,“世祖欣然,乃使谒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岳,迎致其余弟子在山中者。于是崇奉天师,显扬新法,宣布天下,道业大行。”[2]这就为寇谦之整顿当时在民间各自为教,“诳诈万端”,“惑乱万民”,“收罗逋逃罪逆之人”,已混乱不堪的天师道创造了条件。
 
  经过寇谦之改革的天师道,开始得到了统治阶级的扶持,“遂起天师道场于京城之东南,重坛五层,遵其新经之制。给道士百二十人衣食,齐(斋)肃祈请,六时礼拜,月设厨会数千人。”[3]太武帝还接受寇谦之的建议,于440年改元太平真君。442年,应寇谦之所请,“亲至道坛,受符箓。备法驾,旗帜尽青,以从道家之色也。自后诸帝每即位皆如之。”[4]《魏书·高宗纪》记载:文成帝拓跋濬于兴光元年(454)“至道坛,亲受图箓。”《魏书·显祖纪》记载:献文帝拓跋弘于天安元年(466)“幸道坛,亲受符箓。”北魏皇帝即位时要到道坛接受符箓,表示皈依道教,并象征其代表道教神灵的意志和借助道教神祇的护佑统治汉民族,并成为一种制度被确立起来。“后周承魏,崇奉道法,每帝受箓,如魏之旧。”[5]胡王热心于受道奉箓,虽不能从道教的神灵那儿得到直接的佑助,然而这一行为本身已充分体现了他们对汉文化的认同感,显示了他们对汉族人民所信仰宗教的高度敬重,其实际功效是在宗教神灵的面前,缩小了鲜卑族与汉族之间的差异,在宗教信仰上有了共同性和认同感,能缓解汉民族对“五胡乱华”的强烈反感,有助于鲜卑政权的巩固和稳定,也加速了胡人汉化的进程。这部分鲜卑族在进“入隋唐以后,也最终完成了汉化”。[6]
 
  寇谦之死于448年,崔浩于450年6月受尽胡人的侮辱后被诛杀,“尽夷其族”。454年、466年北魏新即位的皇帝依旧到道坛接受符箓,说明道士及其宗教活动场所并没有因崔浩之事受到冲击。直到太和十五年(491)秋,孝文帝元宏认为随着人口的增加,都市的发展,“里宅栉比,人神猥凑”,道坛有被世俗化和失去神圣性的趋势,而下令将道坛迁到城外南郊桑乾之阴、岳山之阳,以为清静修道之所,仍名为崇虚寺,拨给50户人家供斋祀之用,道士定员为90人。后来,北魏迁都洛,北魏分东、西,东魏移都邺,天师道场皆随迁,住持道众定员l06人,拓跋贵族的崇道并支持道教改革,保障了道教在异族统治下的日渐成熟和继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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