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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化研究
 
汉画与文字题记 —— 汉代墓葬记铭的两种形式

论文摘要
 
关于墓葬记铭﹐研究者大都集中围绕文字形式的资料进行讨论。本文谈汉代墓葬记铭的两种表现形式﹐意指文字与图像两项﹐而当中文字式记铭又可再分为榜题、题记两大类别。汉代墓葬内记述墓主身份及相关资料的记铭﹐无论采用文字或图像的形式﹐由于没有形成一种固定的形制﹐都不能称作「墓志」﹐但从它们在墓葬内标志墓主身份的作用上看﹐跟后来的墓志有相近之处﹐可以算是墓志的先声。笔者将以两汉时期的出土标本为主要例证﹐附以其他相关的考古实例﹐重点探讨汉墓文字与图像记铭的性质与功能等问题﹐特别关注这两种不同形式的随葬文物在丧葬文化中的角色。
 
关键词
汉代  墓葬记铭、图像、文字、丧葬文化
 
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遗址的考古遗存证实﹐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中国人已开始为墓葬死者配置随葬物品。[1] 新石器时期以降﹐随葬品的种类越来越多﹐除了更多样的生产和生活用具和装饰品外﹐还有专为丧葬制作的模型、家畜、谷物等﹐其中部份物品开始出现绘画或刻铸的图像或文字符号。到了战国时期﹐图案不单用作装饰器物﹐还开始独立地用来装饰墓室墙壁。[2] 两汉时期﹐墓室壁画、画像砖、画像石迅速发展﹐墓室内除了保留大量各式各样的随葬品外﹐还出现许多彩绘、模印或镌刻的画像与文字。虽然附有图像或文字的出土汉墓仍然属于少数﹐但这时期各项墓室图文的发展都属史无前例。[3] 这时期墓室图像与文字﹐虽然逐渐成为汉墓中的一项重要的内容﹐却仍非不可缺少的内容。我们可以从汉墓画像看到璀灿的汉代艺术、一些汉代人的生活与思想观念﹔但是﹐关于墓葬规格、墓主身份等级等方面﹐还须通过墓葬的形制及规模结构、随葬器物的类别与数目等资料进行研究。[4] 汉魏至唐代﹐墓葬图像与文字题记继续盛行﹐并逐步成为身份象徵及墓葬文化中不可缺少的环节。根据以上资料可见﹐墓葬图像与文字的出现比其它随葬品迟很多﹐它们成为墓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可以说是经过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而当中的一个标志性阶段是两汉时期。[5]
 
墓形、随葬品、图像、文字 —— 汉代丧葬文化的组成要素
 
汉画的一个主要来源是汉墓。墓葬形制和结构、各类随葬品、墓室葬图像和文字等﹐是汉代丧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墓葬的具体年代、墓主的身份等级、汉代人的生死观等﹐由以上一个或多个项目联合反映出来。研究汉墓墓主(即相关汉画的主人)的身份、墓葬的年代、墓主身份等级及其经济实力等﹐墓葬与随葬器物的形制、类型、材质、规模等当然是可靠的资料﹐但这些出土资料的搜集﹐很可能因应墓室的保存情况、曾否被盗扰等各项因素的限制而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墓室内的画像及文字便能发挥很大的作用。画像内容、题记与榜题是关于墓主身份及其生前生活的两种不同形式的记铭 ——前者为图像形式﹐后者为文字形式。研究汉代人对天界、生死、鬼神等方面的思想观念﹐从墓形结构、随葬品类型、墓葬材质等方面著手是相对困难﹐反而是通过墓室图像和文字记铭去了解更为适宜。至于汉代人心目中死后世界的具体景况﹐墓室图像的资料更少﹐但在墓室内的文字题记、随葬的简牍、陶瓶上的告地文书和镇墓文等﹐却保留有相对清晰的资料。
 
作为汉代丧葬制度的组成部分﹐墓形结构、随葬品、图像、文字记铭等几个项目﹐互相连系又各自担当一定的角色﹐它们各有其最佳功能﹐但在功能上又有互相补充和强化的作用。陕西旬邑县百子村东汉壁画墓四周的墙壁﹐绘画多个人物及其活动﹐包括墓主、队列式的属吏及其女眷、小孩、侍婢等﹐这些人物画像旁都附有文字榜题如「邠王」、「邠王力士」、「亭长」、「亭长夫人」、「丞主薄」、「小史」、「小史夫人」、「画师工」、「门者」等﹐图像与文字 —— 两种不同形式的记铭相互配合﹐更清楚地显示各个人物的身份和他们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实物随葬物品较难清晰交待的细节。另一个同样是来自陕西旬邑县百子村东汉壁画墓的例子﹕墓室西壁南段绘粮仓﹐粮仓后绘大树﹐粮仓内绘储粮器具﹐粮仓下部黄色的画面应为粟﹐靠近粮仓画像下的地面上﹐还放置有真实的粟种子(图1)。这个实例则证明﹐在交代种子的类别、数量等的功能上﹐实物随葬品较图像佳﹔而在表现粮仓、储粮器具、大树合成的场景的功能上﹐实物随葬品则不及图像。由此可见﹐汉墓内﹐实物随葬品、图像及文字记铭各司其职、互相配合﹐在表情达意上可以达到较佳效果。
 
汉墓壁画的文字记铭﹐无论是榜题或题记﹐一般字数不多﹐通常与人物官职身份相关的名词﹐例如山东梁山县后银山东汉壁画墓的「曲成侯」、山西夏县王村东汉壁画墓的「安定大守裴将军」等。汉代墓室中流行绘画车马出行图﹐壁画墓和画像石墓都一样﹐但壁画墓内的一些长卷式车马出行图有一个独特之处﹐就是图文相配地将墓主从早期到晚期曾担任过的官职﹐通过车马出行的行列逐一表述﹐例如河南荥阳王村乡苌村东汉壁画墓内的出行图显示墓主曾任「郎中」、「供北陵令」、「长水校尉」、「巴郡太守」、「济阴太守」、「齐相」(图2)﹔又如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店子1号东汉壁画墓内﹐大幅的车马出行图很清楚地显示墓主的升官经历﹐包括「举孝廉」为官﹐再担任「郎」、「西河长史」、「行上郡属国都尉」、「繁阳令」、「使持节护乌桓校尉」等官职(图3)。这是汉代画像石墓中较少见的。二千年后才出土的四川中江县民主乡塔梁子3号东汉崖墓内﹐除保留有丰富的彩绘画像﹐画像旁还有长篇文字记铭﹐是一个罕见例子﹐留待下一节详论。[6] 
 
汉代画像石墓内保存的文字记铭﹐无论是榜题或题记﹐表达形式与篇幅规模跟壁画墓的稍有不同﹕首先﹐汉画像石墓的文字记铭﹐除了记录官职名词或单句外﹐包含更多其它与墓主或墓葬有关的资料﹐可视作后代墓志的先声﹔其次﹐由于部分汉画像石墓的的文字记铭字数较多﹐不一定能够置于每个相关画像旁边。其中一例来自河南南阳唐河新莽「冯君孺人」墓﹐「郁平大尹冯君孺人始建国天凤五年十月十柒日癸巳葬千岁不发」(图4)的长句中﹐除了墓主姓名及官阶身份外﹐还有下葬的年、月、日、时及「千岁不发」的四字祝福语﹐它被安排在墓主室的中柱上。事实上﹐汉画像石墓内不乏更长篇大论的文字题记。例如﹐山东省苍山县西城前村北画像石墓出土的「元嘉元年」题记﹐是迄今所知篇幅较长的画像石题记(图5)﹐这则题记原处于墓前室西横额石下部左右立柱下﹐左端立柱高48厘米、寛16厘米、厚44厘米﹐右立柱高48厘米、寛厚各22厘米﹐左立柱题记五行﹐右立柱题记十行﹐共十五行﹐全文328字。题记分三大部分﹐即序言、画像的诠释、结语。序言部分说明建造这个画像石墓的主要目的是葬送贵亲﹐同时亦希望逝去的魂灵有知﹐怜悯子孙﹐保佑子孙后代一切顺利、长寿、兴旺发达﹔诠释部分以文字解释每一幅画像﹐并希望墓主有「就太仓﹐饮江海」般广大的饮食来源﹐墓主后人「高迁」、佩「印绶」、「日进钱万倍」﹔结语部分则表示在无可奈何下与家人决别外﹐更担心墓葬被盗掘和破坏﹐希望「闭圹之后不复发」。
 
从文字或图像式的「墓葬记铭」到「墓志」—— 墓主身份的标志
 
本文所言的「墓葬记铭」﹐专指各项墓室构件或随葬器物上用作标明墓主姓名、籍贯、郡望、官爵、生平等的文字资料。至于「墓志」﹐据赵超的研究﹐其特征是「埋设在墓葬中﹐专门起到标志墓主的作用﹔有相对固定的外形形制﹔有较为固定的铭文文体。不具有以上特征的器物﹐尽管也是在墓中出土的铭刻﹐也不应该称作墓志。」[7] 由此可见﹐墓葬记铭与墓志同样都是中华儿女追悼自己先祖的特殊纪念物。虽然汉代的墓葬记铭﹐无论采用文字、抑或画像的形式﹐皆尚未形成一种固定的形制﹐故不能称作「墓志」﹐但从它们在墓葬内标志墓主的作用上看﹐跟后来的墓志有相近之处﹐可以算是墓志的先声。
 
彩绘壁画、画像石、画像砖等几类汉代墓室装饰图像﹐关于墓主现世生活的题材的数量不少﹐年代方面多集中在东汉时期。其中﹐墓主属吏图及车马出行图除了具有标识墓主及叙事的功能外﹐更著力歌颂墓主生前的身份、成就、品德等﹐与后代墓志中的主要内容尤其吻合。如果这些墓室图像同时附有文字榜题作说明﹐它作为记铭与悼词的作用便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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